普陀渔业从清乾隆起，已有稍大渔船到较远海域捕捞，带柴米油盐出海，一风或一水（3~5天）往返。到清同治年间，普陀各海岛的渔业生产已逐步纳入正规渠道。由于船只小，抗风能力差，一遇风暴，海损事故频繁，故有“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之说。一旦出事，许多家庭也因此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更有遇难者家属缺乏料理后事能力，同船主争执不休，滋事斗殴。笔者老家在渔区，从小就听了许多类似骇人听闻的事例，另人心酸。有一对新人，结婚不到一个月，丈夫就随船出海了。结果遇大风，舟覆人亡，连尸体也未捞上来。这位新娘哭得死去活来，神经错乱，每天要去后沙洋乱山岗空坟（衣冠墓）看其丈夫，最后失足掉下海坎摔死。有一户人家有三个儿子都分别给船主捕鱼。一次，三子所在渔船触礁沉没，几天后尸体被其他船捞回搭棚放在船埠头，派人同船主交涉赔偿事宜。船主出的赔偿费，在当地来说已经算是蛮高了，可难方却以“该船当年应修未修”为由，漫天要价，船主方无法承受，死难者父亲便带领老大、老二两个儿子、三个侄子和两位内弟共八人把尸体抬到船主家里去“犯人命”。船主事先得到消息，有所准备，拒尸于门外，要求继续商谈后事处理意见。在商议未妥的情况下，受难方三、四个人冲进船主家，敲锅灶、通屋顶，砸家俱。此时，船主一批岙里亲戚刚好赶到，双方便大打出手，伤残惨重，两败俱损。救治活人要紧，这位海损亡者的后事只能草率了之。类似悲剧，时有发生。在当时，虽有大清律法，但法制很不健全，某些条款，也很难触及人们生产活动诸多范畴。既然无法可依，无规可循，人们对海损事故的处理方式也会五花八门，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海损事故在所难免，实际问题也亟待解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普陀的桃花、虾峙各庄以寺庙辖地为界，率先发起民间抚恤，具体办法，勒石告示。资金来自寺庙地产及船主捐助。
桃花“海不扬波”碑立于桃花茅山庙前，立碑时间是清光绪元年12月。碑文中明确晓谕：“……该五山渔户以及舵水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受雇出洋，各由已原，应如该总董胡祖芳等所称，如船主雇工，专雇者，归给失主安葬费钱二十千文，半雇半分，本利者，减半给之，全与合伙者，例不准给。如尸骸不能收取者，外给招魂资费钱六千文。不论在家在船，或遇佣雇，急病身之与同，一时过渡出洋，失脚落水者，均照二十千之议。如失主过贫，愿与厚给者听，该尸属须各安天命，照议领给，毋得意外勒索。如敢故违，许该董等据实禀府，以惩惩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此后，凡桃花庄范围内所出现海损事故均按此规定办法处理，虾峙庄情况类同。这些条款，客观公正，既解决受难家属实际困难，又限制某些人借机惹事生非，挑起事端，兼顾了船主与雇用渔民之间双方利益。
虾峙庄的“渔商农莆”碑立于虾峙圣堂庙前（现虾峙镇政府门口）。立碑时间是清光绪2年（1876）8月。正像碑文中所述，其立碑的前提和对海损事故的抚恤金金额是“循照桃花庄”标准而为。
这两块石碑，一先一后，时间相差不到一年，碑文内容大体相似。如果仔细推敲，虾峙的“渔商农莆”碑却要比桃花的“海不扬波”碑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碑文条款的具体深入，来自对“海不扬波”碑实施效果的调查考证。据了解，“渔商农莆”立碑前，虾峙庄柱首林云龙、郑源盛、张和祯、邬永鹤等专程到桃花拜访桃花庄五山总董胡祖芳和柱首唐节之、王大元及渔户虞良、蒋嗣岳、张钦善等人，就海损补偿相关事宜进行研究磋商。针对“海不扬波”碑文条款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虾峙人在“渔商农莆”碑中作了两处比较明显的补充和修正。一是强调了非生产期间的意外伤亡处理的“重证”原则。“海不扬波”中阐明：“……不论在家在船，或遇慵雇，急病身亡与同，一时过渡出洋，失脚落水者，均照二十千文之议”，比较笼统。单按此理，有些事情就很难说清，这里涉及雇佣期限，属自杀还是他杀（殴斗死亡）等一系列问题，补偿中难免会引起一些争执。而虾峙“渔商农莆”碑中提及类似情况补偿，其事实真相需经“地保过目”才能“照贰拾千文章程给之”。“地保”是旧时村落中的行政监管，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且带有权威性。由其过目作证，使事实清楚，处理得当，不至造成以假乱真，避免不必要纠纷。二是强调了对海损事故处理的公正立场。“海不扬波”碑文条款应该说比较客观，一般人都能接受，可也有个别人肇事挑衅从中作乱。文中虽有补赔费“晓议领给，毋得意外勒索。如敢故违，许该董等据实禀府，以惩惩究”之规定，可实际处理中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个别甚至徇私舞弊，致使肇事者逍遥法外，在民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于是，虾峙的“渔商农莆”碑在明喻对海损事故妥善处置后“倘有籍端纠党图诈，不安义议者，许那指名，禀候惩办”的同时，又着重指出“该柱亦须秉公办理，不得偏仰兹端干各个宜禀遵毋”。于此，这份民间抚恤的勒石款项更加完善、更具实效、更加体现人们对海损死难者的真情和厚爱。
清同治到光绪年间，随着鄞县东钱湖大对船和象山东门大捕船的传入，又有大批福建钓船和沿海小岛渔船到沈家门港停泊，使沈家门渔港规模逐渐庞大。时有大对船600余艘，小对船1000余艘，乌贼拖船2000余艘，由于船多人杂，渔港秩序曾一度混乱。再有海损事故所发生的一系列纠纷，使渔港更添不安全因素。根据鄞东乡渔户、职员曹领忠、忻顺实、郑圣琅等人联名呈称，定海理民府正堂吕，于清光绪29年2月在港口中心地段（青龙山龙岩下）立上一块“奉宪勒石”，允许鄞县鄞东乡（东钱湖）渔户（包括鲜船）公议出资设立渔公所。该渔公所由“公举公正绅董经办，分立柱首帮理”；其主要职责是确保渔港“永安无事”。除该乡“渔船在沈家门停泊务宜严禁船伙不得上岸赌钱嫖娼”外，着重告示海损事故的补偿处理办法。
“奉宪勒石”碑上载明：“凡遇风潮不测失足落水渔户……由公所给发丧等资费钱二十四千文”，“子幼少由公所每月给钱五百文定其子十六岁为限示体恤”。这些规定，顺天理，得民心，对死难者家属实是一个极大宽慰，尤其对遗孤子女照顾抚养到16岁，开启了普陀港区海域之先例，为渔港的长治久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鄞县鄞东乡（东钱湖湖帮）的抚恤资金，完全来自民间。正像“奉宪勒石”碑文所示：“渔船照货价每斤愿出钱六文收鲜船照货价每斤愿出钱贰文存积公所”，专用“对落水渔户的救助”。此“勒石”条款告示后，早在清同治2年（1863）、清光绪3年（1877）所建的“八闽”、“人和”两个渔公所首先仿照施行；清后期乃至民国时期所建“永顺”、“靖和”、“坎门”、“灵和”等省内外在沈的渔公所，也相继效仿此例，妥善处理了遇难渔民后事，解除了死难家属后顾之忧，安定了渔港秩序。渔民视碑如宝，曾赞誉：“小小石碑如圣命，患难之中见真情”。
“海不扬波”、“渔商农莆”和“奉宪勒石”三块石碑是普陀渔港重要文物史迹，有较高文物保护价值，现被普陀博物馆收藏（含拓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