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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逐梦史" 旧社会憧憬"少年中国"

发布时间:2013-10-17 11:30:46
    1897年出版的严复译著《天演论》,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挨打,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法则。这在思想界产生广泛的影响,知识分子争阅《天演论》,以寻求救亡图存的“武器”,给中国设计一条复兴之路来。
  康有为认为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强调“大变则存,小变仍亡”,在一百零三天的新政中,奏议上百本,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到街道整顿、西法种田等等,反映了康有为变法之急迫心情。图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口号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实践。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刊《少年中国》刊载救国理论和社会思潮,由李大钊任主编。图为《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
  孙中山不仅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也提倡“振我民气”,不难看出孙中山民族复兴梦的兴国与新民之指向。图为1906年孙中山为同盟会云南支部刊物《云南》的题词“振我民气”。
  此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行的《爱国三字书》的影印(局部)。这是一本在“危局太迫”的情势下推出的读本。内容如“我国民,要相为”、“我同胞,宜勉哉”等与时局密切相关,契合了国人救亡图存的心态。尽管此书有些封建性内容,但力求达到“黄口小儿遽与之言”普及效果,有其合理处。
  [上篇:综论]
  近代中国人有一个“少年中国”梦。这个梦,是在戊戌变法寻求王朝维新失败后,并最终丧失对清末新政所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为寻求民族自强而展开的全新探索之路。“少年中国”体现了重塑千年家国关系,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终结千年帝制的时代指向,使现代爱国主义成为自觉的社会意识,使中华民族经由伟大的辛亥革命,焕发出面向未来创造历史新纪元的无限生机与力量。
  ■“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康有为看到,文艺复兴之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而中国,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
  1895年4月,康、梁联络在京赶考士子千余人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以光绪帝为首,康、梁等人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主旨,是改变王朝旧制,以与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相统一。改变旧制,首先要改变“君-民”关系,形成一种“合群”的民族生态。严复、康有为等人主张“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群固本,实现“保国、保教、保种”之目标。梁启超指出,国家是“合群”的产物,“以独术治群”,会使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虽有四万万之众,却一盘散沙;“以群术治群”,君民同群,则会“使其群合而不离”,使国人超越个体,以群体共同利益为重,达成万众一心之民族凝聚力。这显然超出了王朝臣民旧观念,萌生了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基于上述新观念,戊戌变法提出经济上设农工商、路矿局,倡办实业,修铁路,开矿藏,组商会,变财政;政治上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国事;军事上建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革新措施,旨在变革封建政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民族救亡自强。
  变法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但也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当新政与旧制稍有冲触,守旧官僚、文人一拥而上,痛斥康、梁为“保中华、不保大清”的“乱臣贼子”;他们认为中国主要危险不在经济技术落后,不在专制制度衰朽,而在“圣道”沦亡和“以洋为师”;他们鼓动独掌军政大权的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废止新政。康、梁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
  变法失败,充分暴露了传统王朝观念的极度反动与保守。在那种政治生态下,康、梁等维新派敢于对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提出挑战,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和勇敢。这必将推动后人诉诸全新的政治和文化选择,以全新的国家观再造国魂,以全新的爱国主义引领民族救亡自强。
 ■帝制新生之梦的破灭与少年中国梦的呼唤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发生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完全丧失国家主权,4.5亿两白银巨额赔款使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由此,清政府被迫于1901年至1911年再行“新政”,企图挽大厦于倾倒,通过改良实现帝制新生。
  尽管新政在深度及广度上均比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舆论却斥之为“闹剧”、“假新政”。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清廷对设立责任内阁、召开议会等新政的关键环节一再拖延,或改头换面,大搞“皇族内阁”,致使汉族官僚军阀集团开始“离心”,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立宪党人开始认同革命党推翻帝制的主张。同时,加税于民,造成民变四起,各省混乱,局势失控。
  当仁人志士丧失了对新政的任何幻想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
  继严复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之后,梁启超超越同代人单纯“排满”的狭隘汉族主义,展现了“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实。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论为依据颠覆传统王朝观,用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诠释国家,建构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使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涌出了中国地平线。由此,“祖国-中国”意识全面觉醒,“民族精神”、“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国魂”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主义精神。
  1900年2月,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少年中国“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所以“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蔡元培、李伯元把中国比作欲来的日出和风雨:“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现在的光景“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少年中国”一扫“老大帝国”的朽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
  ■“少年中国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启动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进军
  1911年,“少年中国”这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迎来了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的新阶段。
  10月10日,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1日,武昌城内遍插革命旗帜,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并立即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大多数省份先后宣告独立,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11月24日,在欧美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承载着国人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2月12日,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终结。
  武昌起义后,西方列强敌视中国革命,不断向革命派施压,加紧扶植袁世凯。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危及自身利益,也希望拥有北洋武装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伟大功绩不可磨灭。它完全终结了帝制,沉重打击了专制势力,使国民思想获得巨大解放。从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谁要与此背离,就注定被人民抛弃。同时,中国沿着新型现代民族国家轨迹,启动了解放以往被王朝专制禁锢下的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进程。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曾几何时,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振兴中华的理想并未得到落实,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梦想依然艰辛曲折,但是,中国人民迈向民族独立自强的脚步已不可阻挡。
  [下篇:人物]
  19世纪末,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国早已远离太平盛世,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深渊,志士仁人们不甘沉沦,步履维艰,前仆后继地编织着救亡图存的“中国梦”。
  ■梁启超的新民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头两年他心情很不好,晚上常被清兵追捕的噩梦惊醒,想想原本可为的维新事业和谭嗣同等流血牺牲的战友,他感到悲哀和迷茫,写文章常用“哀时客”的笔名。待他读了几年西书,知识阅览丰富起来,救国之道渐渐清晰,心情豁然开朗,发表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描绘了梁启超心中一个新的中国梦: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梁启超在文末宣布,他以后不再用“哀时客”这个笔名了,代之以“少年中国之少年”。那么,梁心中的救国之道是什么呢?是“新民”,即要让中国民众觉悟,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一旦能够如此,中国就将崛起于东方。
    在随后的一些年,梁启超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人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说要使人民爱国,有公德心,就要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要使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要让他们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并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人民只有享权利,才会对国家尽义务;每个国民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这样的群治、公德才是自觉的、有力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战无不胜的。梁的杰出宣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称为“启蒙”。
  ■丁文江的科学梦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近代科学,同其政治学说一道,吸引了无数中国读书人。在他们看来,理性精神是西学的精髓,而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其差距就在于不科学。因此科学梦,不仅是救国梦,更是强国梦。当年的“海归”人士丁文江就以自己的一生,追求和实践了这个梦想。
  丁文江15岁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再转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学成归国,投身于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事业。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人生观”问题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的观点。丁文江与张君劢是朋友,但他毅然挺身为捍卫科学思想而与张展开论战,他在著名文章《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中强调,所谓欧洲文化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丁文江引用与他观点相同的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还认为,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有契合之处的。
  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玄科之争”,在今天看来,双方观点都有一定偏颇,但丁文江等所坚持的用科学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虽不无简单之处,却表现出对现代化更为积极的态度。
  ■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梦
  马相伯的名字和中国一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即复旦大学,其代表了民间志士“教育救国”的梦想。
  马相伯早年做过外交官,曾游历欧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于是“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1903年,他将家族遗产三千亩田地作为基金,又拿出几乎全部家资(八处地产和四万元现洋),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称谓,有“日出东方”之意,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式民办大学。马相伯自任校长,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马相伯对他的学生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学习,须遵循道德和专业内容,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治校中,马校长特别强调:“学术之根,自由为本”,他认为教育自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主张办学“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发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马相伯已是90高龄,他奔走呼号,鼓吹抗日救国,感动了各界人士。1939年,在抗战转移中,这位可敬的百岁老人病倒在途中,临终他说道:“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张謇的实业救国梦
  近代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人物不少,第一人当数张謇。张是甲午(1894)年科举殿试一甲头名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中状元者,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如仕途顺遂,亦不难爬到宰相之位。而张謇却矢志走另一条路:经商办厂。这在当时虽合强国富民的新思潮,然于士大夫阶层,则非有极大的梦想而不能为之。
  张謇的这条为梦想牵引的路,走得十分艰辛,成绩亦相当可观。1895年他在家乡南通发起筹建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进入经营的黄金时代,其时在上海上市的大生股票极为抢手。
  在大生纱厂经营成功的基础上,张謇开始推行他的以工商带动地方自治,把南通建设成“新世界之雏形”的理想。他相继又办了一大批公司,其中有垦殖、发电、轮船、面粉、榨油、酿造、盐业、食品、肥皂等工厂。同时大力兴办教育,他认定“实业为父,教育为母”。应该说,张謇建设地方、改造社会的梦想,实现了很多。可惜当时家国动乱频仍,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整体环境不佳,张謇的工商事业后来也遇到不小的失败,但还是有许多成果保留了下来。
  从一个读圣贤书的状元郎,转变成杰出的工商实业家、地方自治建设的带头人,张謇实现梦想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时俱进、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接轨的。(郭凤海王也扬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主题延伸
  “少年中国之探求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为未来中国勾画了一幅“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崭新图景,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感染力,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就以“少年中国”为主题,展开了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想象。
  李伯元:新世纪的中国,“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楔子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并进而解释说:“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王光祈: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王光祈1919年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
  王光祈还将他的“少年中国”理想付诸实践,他提倡的“菜园新村”,集劳动、读书、娱乐于一体,构成较完整的半工半读体系。他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王光祈还主张音乐救国,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自序中,王光祈写道:“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李大钊: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李大钊为了阐明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于1919年发表了题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开宗明义写道:“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如何去创造和实现这一理想的“少年中国”?李大钊提出了一个“少年运动”方案: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
  宗白华: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团体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1919年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一文中描绘了“少年中国”的形象。他说:“跳出这个腐败的社会以外,创造个完满善良的新社会,然后再用这新社会的精神与能力,来改造旧社会……”他还提出了一个创造“山林社会”的大胆构想,指出“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团体,从合力工作,造成我们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完全脱去旧社会的恶势力圈。我们从实业与教育发展,我们团体的经济与文化,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