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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资料的鉴别与使用

发布时间:2013-10-17 11:29:21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资料。没有资料,就没有依据。如何使用资料,鉴别资料,使资料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从现在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书籍来看,存在这样几种情况:一是不看原始资料而用二手资料,或者是把前人对历史的评论当作第一手资料来使用;二是资料本身是原始的,但没有把它放到当时的总体环境中去考察,就不能反映历史的真相;三是同一个问题,有多种材料,如果不分析前因后果,也难以反映历史全貌。下面举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
要使用第一手原始资料
    在现代史研究中,不使用原始资料的原因很多,如档案没有开放,但是又不能完全归因于档案的开放问题。
    例一:《党史纵横》2005年第1期登载的《赫鲁晓夫向中共求救始末》一文中说:“1956年2月25 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
    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这是事实。但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咒骂斯大林为“暴君”、“刽子手”则是没有根据的。查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根本就找不到辱骂斯大林的这种词。
    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原因是作者并没有看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他读的是后来我们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如: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简称《二评》)中有一段写道:“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对上述咒骂用词的来源,《二评》注了两个出处:赫鲁晓夫1961年10月22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赫鲁晓夫1962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
    对《二评》这段引文的原始依据如何,因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赫鲁晓夫的原始讲话稿而无法判断,但最起码可以看出来的是,《二评》文中注明是在1961年和1962年,而远非1956年。因此,《赫鲁晓夫向中共求救始末》一文写的那段赫鲁晓夫骂斯大林的话就明显与事实有出入。这就容易以讹传讹。
    例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的《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文中说:“中苏论战始发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
    什么叫“论战”,当年的中苏论战是指相互在报刊上公开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论战开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吗?显然不是。历史事实是,1956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主要方面是赞同。这有中共八大的文件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年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的谈话为证。沈志华先生在《百年潮》2004年第11期发表的《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的最初反应》也专门谈了这段历史。
    为什么说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呢?显然,是作者把论战中的文章理解错了。1963年9月6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写道“分歧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这里讲的是分歧,所举的内容就是上面说的那篇文章所说的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和关于和平过渡两个问题。吴冷西著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也是从苏共二十大说起的。但他们都是从追朔问题由来的角度来说的,并非说的论战本身。所以,在引用二手、三手资料的同时又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资料的原意就妄下结论,显然是不严肃的。
    例三:关于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价。1999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有一篇《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的文章,其中有一条“苏共二十大”的注释,编者解释说:“苏共二十大,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作用,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494页也说:“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全盘否定”这个断语,根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的回忆,是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但见之于公开发表的文字,则是1963年9月6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说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全盘否定说的由来。
    现在,继续用这个说法来评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行不行?如果现在我们仍然看不到这个报告的文本,那种简单抄录前人结论的做法还情有可原。然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的中文译本早已出版,在此情况下,还继续抄前人的说法就不妥当了。凡是看过赫鲁晓夫报告文本的学者,早就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它不符合事实。
    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功过,主要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斯大林主政时期。这个时期集中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打败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关于第一件大事,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秘密报告”在讲到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内反对派实行大规模镇压之前,首先肯定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明确把斯大林作为维护列宁主义的旗手,并说如果没有这个斗争的胜利,“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也就是说没有斯大林领导与反对派斗争的胜利,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卫国战争的胜利。这说明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否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功劳,而且可以说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完全肯定了。关于第二件大事,即卫国战争。如果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有否定的地方,那就是对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说得过分了一点,即所谓用地球仪指挥战争。这有点言过其实。“秘密报告”还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对此,赫鲁晓夫并没有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而是说:“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指镇压反对派)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总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没有否定斯大林在1936年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事实表明,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原始资料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作分析
    原始资料很重要,但原始资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也是需要进行分析的。不加分析地使用它,也会使人们感到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例一:196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分配彭德怀到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毛泽东曾亲自召见谈话并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是彭德怀在毛泽东接见后作的追记,应该是可信的。这个谈话,后来作为附录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正式出版。
    毛泽东对彭德怀讲过的这句话,在1978年12月党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以后就陆续流传开来。此后,不少回忆毛泽东或彭德怀的文章和著作,也都写到这个事。《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在评述这一情节时写道:“主席的心胸是多么的宽阔,‘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说明主席也在反省自己的问题。而再一次请彭德怀出来工作,又反映了主席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历史真是这样吗?
    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去成都。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指点了吴晗的名——笔者注),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段话的矛头明显直指彭德怀。据《彭德怀传》披露的材料说:中共中央在安排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工作的同时,9月7日,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今后工作,康生在会上说:“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所以,中共中央在安排彭德怀工作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止,而是在加紧进行。当时,专案委员会讨论了下属专案办公室写出的《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会上明确指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可见,把毛泽东说的“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解释成是毛泽东在反省自己,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工作是“为了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这样一些说法,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测。关于毛泽东为什么找彭德怀谈话和谈话的具体情节,请看《彭德怀传》。
    例二:2005年《党史文苑》刊登了一篇《从反对到欣赏再到讨嫌——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文中用的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讨嫌”一节,引用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的谈话说:他们多次讨论了个人崇拜的问题。毛泽东针对斯诺的提问,回答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一个,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笔者以此说明,毛泽东在1970年这个时候已经讨嫌个人崇拜了。
    首先,引文最末一句是:“要降温了”。根本没有反对的意思。其次,再看看毛泽东讲“讨嫌”、“四个伟大”的具体背景。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以打击林彪集团。12月,毛泽东已在采取步骤着手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这时与斯诺谈话中所说的“讨嫌”,完全是一句政治语言,表示了对“四个伟大”发明者林彪的不满,而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表示“讨嫌”,实在是一种误解。
    以上两例说明,对历史资料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切不可望文生义。
 
对历史资料要作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联系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其实不然。
例如,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一般的党史、军史书上都把它说成是一次反教条主义的会议。但是,会议一开头的一项重要议程却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批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的所谓个人主义。
    这次会议后来确实是转向了批刘伯承、萧克的所谓教条主义。会议为什么发生转向?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林彪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毛泽东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也收录了一篇毛泽东《在方强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并附有方强的信。
    现在先不管会议转向批教条主义是谁向毛泽东提的意见,而是看彭德怀在会议开始批粟裕前后是不是像林彪说的那样对会议的意图还没有搞清楚?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有一篇毛泽东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其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苏军元帅,苏德战争期间曾任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高副统帅,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曾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可谓“功高震主”。后被斯大林贬为地方军区司令员。斯大林逝世后,出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就是历史上的“朱可夫事件”。
    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要讨论朱可夫严重错误的教训,明显是向军队将帅们敲警钟。当时,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显然没有理解这是毛泽东在警告自己,于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批总参谋长粟裕,认为粟裕同彭德怀和聂荣臻两位元帅搞对抗、争权。这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尽管大会上对粟裕批得很凶,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后来,参加会议的方强上书毛泽东,于是不久转向批所谓教条主义,批当时并不执掌军权的刘伯承和萧克。实际上,这次批判一是算历史旧帐,二是竖毛泽东的权威。
    当我们把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风的问题,跟中共中央军委会开始批粟裕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彭德怀是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的,问题是他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后来,批刘、萧的教条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毛泽东警告军队将帅的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1959年的讲话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但他说彭德怀没有弄清楚1958年开会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一点并不对;同时,林彪说会议转向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这一点不能完全否定,但方强的信证明会议转向最起码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建议。
    对1958年这次会议的评估,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黄克诚在自述中追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黄克诚这段话,把1958年毛泽东指示军队整风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彭德怀7月14日这封信所涉及的内容本身。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除了批彭德怀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等外,更尖锐地提出:“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接着,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明确道出了他要军队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训,所指的对象正是彭德怀。这是因为彭德怀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功勋卓著,而且因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名扬世界。
    当我们把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讲话、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批粟裕、黄克诚对1958年那次会的回顾三者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对这个一直被说成是一次“反教条主义”的会议有新的认识。关于解放军跟不跟着走的问题,毛泽东在1971年“9.13”以前的南巡谈话中也曾说过。当然,那是指的林彪了。这说明,毛泽东对军权始终是很警惕的。如果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他心中留下了一块阴影,那么朱可夫事件对他也同样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作者简介] 林蕴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北京, 100856。